梁启超在协和医院“割肾事件”之始末

我国的近代史是一部除弊迎新的变革史；在这部变革史中，自有谭嗣同等甘洒热血的壮烈，亦有慈禧太后这等顽固守旧之辈；但更多是那些为这样的变革而不断做出贡献的人。近代史上，发生过一次非常著名的医疗事故，由于受害人身份的特殊，尤其是作为受害人，为了能够让国人接受“西医”，反而为医院进行公开辩护，使得这起医疗事故知之甚广。这次事故，就是梁启超先生被协和医院误割肾事件。

▲ 梁启超

1924年9月，梁启超发妻李蕙仙因乳腺癌复发，医治无效，于13日逝世。梁启超是一个极重感情的人；妻子的不幸，让梁启超一度陷入极度悲痛之中，哀伤至绝。直到1925年10月，梁启超居然还能写出《亡妻李夫人葬毕告墓文》，深情之至，令人潸然泪下。

我德有阙，君实匡之；我生多难，君扶将之；我有疑事，君榷君商；我有赏心，君写君藏；我有幽忧，君噢使康；我劳于外，君煦使忘；我唱君和，我揄君扬。今我失君，只影彷徨！

……

在这样的大悲痛中，年仅51岁梁启超变得迅速衰老，精神状况大不如前，尤为严重的是，他开始尿血。梁启超隐瞒着，怕大家为此操心；然而终于隐瞒不住了，他患了尿血症。1926年1月，梁启超来到北京德国医院，请求克礼大夫诊断；开完药后，克礼大夫嘱咐他悉心调养。当尿血逐渐好起来时，他还是没有听从医嘱，却费尽心思，研究出一幅《先秦学术年表》。结果病情加重了。

▲ 北京协和医院

1926年3月16日，梁启超被推上了手术台。主刀医生是刘瑞恒大夫，协和医院院长，著名的外科专家；其副手，一位声名赫赫的美国外科医生。两位大夫很顺利地完成了手术。然而，手术之后，尿血依然；虽然血量减少，但化验表明病症并未消除。协和医院再次进行全面复查，无果；最后得出结论：无理由之出血症。直到4月12日，梁启超无奈出院。

梁启超是当时政治界、文化界的旗帜性人物，协和医院误诊一出，便立即闹得满城风雨，沸沸扬扬，众人纷纷指责“西医害人”；尤其是他的学生，陈西滢、徐志摩等人，为老师“白丢腰子”鸣不平；陈西滢写出《尽信医不如无医》的文章，居然绘声绘色地描写医生们如何将任公当做手术试验品。他们作为报刊主编，占据有利地形，对协和医院进行口诛笔伐、兴师问罪，并扬言要告上法庭。

▲ 英文声明《我的病与协和医院》

为了维护西医的在中国的形象，梁启超禁止徐志摩、陈西滢等人“告上法庭”的举动，并表示不求赔偿，不要道歉。6月2日，梁启超写了一篇英文的声明《我的病与协和医院》，明确表示，对西医的肯定：

右肾是否一定该割，这是医学上的问题，我们门外汉无从判断。但是那三次诊断的时候，我不过受局部迷药，神智依然清楚，所以诊查的结果，我是逐层逐层看得很明白的。据那时的看法罪在右肾，断无可疑。后来回想，或者他‘罪不该死’，或者‘罚不当其罪’也未可知，当时是否可以‘刀下留人’，除了专门家，很难知道。但是右肾有毛病，大概无可疑，说是医生孟浪（轻率），我觉得冤枉…… 出院之后，直到今日，我还是继续吃协和的药，病虽然没有清除，但是比未受手术之前的确好了许多。想我若是真能抛弃百事，绝对休息，三两个月后，应该完全复原。至于其他的病态，一点都没有。虽然经过很重大的手术，因为医生的技术精良，我的体质本来强壮，割治后10天，精神已经如常，现在越发健实了。

敬告相爱的亲友们，千万不必为我忧虑。我们不能因为现代人科学智识还幼稚，便根本怀疑到科学这样东西。即如我这点小小的病，虽然诊查的结果，不如医生所预期，也许不过偶然例外。至于诊病应该用这种严密的检查，不能像中国旧医那些‘阴阳五行’的瞎猜，这是毫无比较的余地的。我盼望社会上，别要借我这回病为口实，生出一种反动的怪论，为中国医学前途进步之障碍——这是我发表这篇短文章的微意。

在《我的病与协和医院》文章的最后，梁启超道出了自己的愿望：“我盼望社会上，别要借我这回病为口实，生出一种反动的怪论，为中国医学前途进步之障碍。——这是我发表这篇短文章的微意。”

▲ 晚年梁启超

但无论如何，梁启超先生笃信科学，坚持认为西医是科学的代表，希望自己能够维护西医，以便让“中华民族”（梁启超1902年《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》首次提出）能够坦然接受西医，接受科学。1928年底，梁启超因肺病再入协和医院，然而终不能治。弥留之际，他嘱咐家人：“在病源未发现前，如其病不治，则以其尸身解剖，务求病源之所在，以供医学界之参考。”1929年1月19日，梁启超与世长辞，享年56岁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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